在北京佑安医院医治的一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日前在北京隆重推出自己的绘画作品展。面对媒体的提问，展览主办方“笑看未来”艺术作坊创始人宋鹏飞没有丝毫的悲观。这位率先在中国公开承认患有艾滋病的年轻人说，它代表了一个艾滋病民间自救组织的尊严和日益增强的社会能力。

　　有媒体就此“曾经被遗忘和边缘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正悄然发生全面复苏迹象，走至社会前台。”改革开放前，公民社会的合法性程度非常低，民间组织一直是十分敏感的字眼。如今，管理部门从社会团体管理司到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改名，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而这与民间组织自身发展壮大、政治文化深刻变化有紧密关联。

　　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1976年社团恢复活动，1988年民政部门恢复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介绍，1989年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只有4446个，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民间组织26.6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4.2万个，基金会120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2.4万。

　　民间组织的勃兴，折射出民意表达的进步。自然之友等9家民间环保组织向有关部门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这是继怒江13级水坝工程因专家和舆论反对被叫停之后，西南地区又一个大型水电工程因生态和环保等原因，遭到民间组织的质疑。如今，民间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北京市民蒋建锋投书呼吁“期待着公众和民间组织的参与被逐渐纳入政府的公众决策程序中”。这位普通市民的心声与众多专家学者的想法不谋而合。

　　“一个充满智慧的执政党和一个开明的政府必然要适应这种民意表达的方式。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十六大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变化密切相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鲜明地写入执政党的文件中，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伴随着中国民间组织异常活跃的身影，人们看到了政府与公民间的桥梁――民间社会的全面复苏。政治领域，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经济领域，行业协会正走上前台，扮演着处理贸易纠纷、规范行业管理的重要角色。今年温州烟具协会牵头组织的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取得了胜利。协会会长周大虎说：“行业协会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凝聚力量，合法维护行业利益。”

　　民间组织的勃兴，是“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生动体现。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中，国家和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以往处理社会问题主要依赖政府出面，即使如此也难面面俱到。如今政府从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具体事务中抽出身来，完成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角色转换的步伐正在加快。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扮演了全能政府的角色。如今伴随着政府角色的回归，职能进一步的转移和政社分开的推进，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事务。”

    多元化的社会呼唤一个多元化的管理形态与之适应。改革开放26年来，民间组织的勃兴，可以看作是时代社会生态变迁的一个窗口，从这个小小的窗口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迈向文明、民主、开放的社会正在阔步走来。